2023年7月，吉狄马加是《作家》和《十月》的双料“头条诗人”。而且，《作家》和《十月》的标题都是“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诗”，当然，两本刊物上诗的内容并不相同。印象中，同一个诗人在同一月成为不同刊物的“头条诗人”并不多，但也不是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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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，《十月》以“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诗”为题，发表了吉狄马加的四首诗。第一首《一个人和无数个人的昭觉》虽然有点长，但读了还是有感觉的。这首诗描写的是昭觉从一个小地方，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变化，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，社会进步造成的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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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我更愿意展示第二首诗《诗人之责》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这首诗好像在回应有关诗歌的一些争议。对于现在的诗人及其诗歌，确实争议不小，该如何面对这些争议？大都是沉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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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吉狄马加在这首诗里，写了诗人该做些什么、怎么做的问题。还写了诗歌读不懂，以及读诗的人越来越少的问题。然后说，诗歌是灵魂的低吟，诗人是要创造语言新的可能。如果诗人忘记了自己的职责，那诗歌也就死亡了。
就现在的诗坛来说，确实存在着诗歌处于读不懂和读得太懂两个极端的现象。啥意思呢？要么就是晦涩深奥得不知所云，要么就是直白通透得一览无余。但，不少人（包括我）对这两个极端的诗都不感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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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，读者读诗，其实也不是一味地追求要读懂。但读不懂的诗，同样让人觉得无味。所以，大多数的人，应该是认为诗歌应该处于中间，也就是读懂与读不懂的中间。
好像读懂了，但又有些需要思考琢磨的地方。好像没有读懂，但似乎又明白了诗人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。这种隐隐约约，雾里看花般的感觉，应该是诗歌给读者最好的感觉。
当然，这不是要回到朦胧诗上去。其实，朦胧诗也不错，只要不故作朦胧也是挺好的。所谓隐隐约约的感觉，用文雅一点的话说，就是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。也就是读者感受到了那种感觉，但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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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可能是悲欢，也可能是离合，可能是生命的感慨，也可能是生活的体会。诗人通过诗歌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，读者读到之后能产生共鸣。那这样的诗歌才是成功的，才是诗人写诗的目的之所在。
当然，诗人和其他文学体裁的作者一样，也有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的责任。但创造语言新的可能，不是胡乱搭配，而是一种“创造”。这种创造，要能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创造的美来，而不是为了新的可能而故意为之。
和所有其他文学体裁一样，诗歌必须要让读者“懂”，但这个“懂”并不仅仅限于就是“读懂”。“懂”是感觉上的共鸣，“读懂”是文字上的交流。一般读者说，读不懂诗歌，其实指的是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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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现在的诗往往被人说“读不懂”，其实就是读者无法与诗人共鸣，并不是不认识那些字。而要让读者有共鸣，那就要能有诗人当时差不多的感觉才行。怎样才能有那种感觉呢？文字就是载体。
又回到老路上来了。现在的诗人和读者之间有一种隔阂，诗人以为读者能明白他那样写的原因，但读者却就是从那些字里行间感觉不出来。诗人以为他是在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，读者却不认同这种“创造”。
而这种隔阂，通俗一点来说，就是“读不懂”了。现在读者的水平，应该是历史上以来，最高的了，我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那这种隔阂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？也许，诗人太过于追求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，是一大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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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总是要去创造语言新的可能，却忽视了读者的感受。最后的结果是，诗人在不断地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，读者却认为这是在胡编乱造。诗人可能坚定地认为，他们的“创造”是应该的，是迟早都会被认可的。
但读者却并没有那个耐心，他们不愿意去琢磨诗人的创造。这样一来，诗人觉得委屈，读者觉得无辜。隔阂就产生了，造成了“读不懂”的状态。
那诗人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是第一职责吗？未必是。从历史上来看，“语言新的可能”绝对不是想当然，一拍脑袋就成的，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因此，诗人不必将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天天扛在肩上，挂在嘴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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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不要埋怨读者的审美水平落后了，而是应该与读者一道，携手往前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“创造语言新的可能”了。仅仅诗人自己在那埋头创造，其实有一个成语说得已经很透彻了，那就是闭门造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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